陈晓东

多数不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简单数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是人基于生活经验的一种直觉反应、模糊感觉。

正如金斯伯格在这里对中国的解释所标明的，由于政府的分裂，对行政机构的控制的需要就强化了。在实施一个政权的政策上，一个人可以识别出法院的自治水平，有的法院只作为纯粹的工具，案件的结果和惩罚都是预先就注定好了的，有的法院相对较为自治，能够判定被告无罪。

密封严实的法院不会成为行政机关欺辱的牺牲品。民选机构的授权策略不会转移对取消平民主义政策的批评，除非看到废除平民主义立法的法院独立于政权。自治法院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变体。因此政府就必须确保不干扰资本的承诺是可信的，而且也必须确保以后不能因为政治便利而食言。结论威权国家下的司法政治学比我们平常设想远为复杂。

政权可以对司法审查【11】的制度结构，司法审查的类型【12】和法律地位的要求上进行的进一步的限制。1、法院被用来建立社会控制和排斥（sideline）政治对手。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许多法学专家学者则写文章论证许霆无罪或法院量刑过重。当然，关注还不是影响，但是，从法院关注网络舆论，到舆论影响司法过程，这中间很难画出清晰的界限来，因为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偶尔有案件能够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也主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传播媒介。网络是一种新媒体，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较传统媒体更为复杂。

何况并不是所有网民都关注相关案件，所以真正关心某些网络热点案件的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18]2008 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10，744，275 件。

司法的独立性排斥网络媒体的干预，程序性排斥网络媒体的随意性，权威性则要否定媒体第四种权力的地位。在帝国时代，小事闹大，即是耸动官府的一种技巧。由于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的缺乏，网民不能用法律理性来看待审判，习惯凭直觉用道德观念评价审判过程。[23]喻中：《论最高人民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职能》，http：/ /www． chinaelections． org/PrintNews． asp？NewsID =2695，2012 年 2 月 20 日。

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法院和法官仍应坚持理性人的品格，恪守法治主义，坚持独立审判，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作业。最后，网络舆论成为全民大审判的推手，还根源于对法院职能定位的错位。社会演变与信息技术的汇聚，创造了整个社会结构展现的新物质基础。公共舆论中所反映的只是众意，而不是公意。

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同出自于一个立法机关的不同法律或法规，由于不同时期立法目标的不同，也可能存在许多未明示且未及时审查清理而相互冲突的情形，有些法律冲突甚至连立法者自己也不知道。

关于国家是否应该对公民承担因立法侵权而造成是损害赔偿，在20世纪初期的宪法学理论中存在否定和肯定两种看法。法律缺失一般是立法不作为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在立法机关废除某项法律但没有同时制定相应新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也应该属于不作为的结果。

[17]朱丽君：《利益集团与立法规制——从美国的视角》，载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这就难免造成全国人大立法供应的不足或立法质量的下降。[12][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3页。有人认为立法不作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构成要素：（1）立法者负有宪法授予的立法义务。因此，立法不作为侵权，国家应当承担的是赔偿的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公民、法人等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存在立法过失的情况可以向立法机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提起申请，要求审查或纠正立法过失情况，从而发挥矫正作用。

当主持人的权力可以支配决策的结果时，民主就死亡了。国家只要依其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程度给予适当经济上的补充就可以了。

要认定在立法过失的情况下国家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必须确立两个前提：其一，国家是否应该对公民承担责任，其二，立法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其他性质的行为，能否产生法律责任。所以有人这样总结，任何规模稍大的集会的议程就取决于召集者来决定日程、指定发言人和调控会场。

在中国，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机关主动解决立法过失问题的做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规定不同立法主体的地位和权限。二是建立法备案制度，通过立法备案，对不同级别的法律进行审查清理。

换言之，作为国家本身是不负责的，但官吏个人对受害者承担责任。另一种则是具体行为的违宪。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政解释。其次，国家在立法过失情况下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2）立法者在主观上有不作为的故意。这曾经在英国作为King can not do wrong（国王不能为非）的法理而适用，在大陆诸国以及美国，这一主权免责的理由也曾长期适用。

[13]但是，选民的利益和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实在地形成并持续存在是一个很难具体考量的问题，无论是选民还是选民代表，在选民利益多元且分歧的情况下，经常无法确定具体的利益和意志诉求。当然，立法过失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立法行为的效率要求会导致决策论证不够充分产生立法过失立法的时间长度和立法机关规模大小都会影响立法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立法质量，导致立法过失。

否定的观点认为立法侵权，国家不负赔偿责任，主要依据：一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的公意。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召开内阁会议后表示，政府接受法院的裁决，不予上诉。

立法过失表明了立法者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制定了不适当的法律或没有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这样一种事实状况。[23]刘明竟：《立法中的纠偏机制——一种提高立法质量的制度尝试》，载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10]以中国的中央立法活动为例，根据一项统计，在世界上二十多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期限只有12～20天，几乎是世界每年开会时间最短的议会，即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开会的时间加起来也仅30天左右。立法中理想的要求是代议机关拥有非常充分的时间对事实进行调查、对议案进行讨论、对立法可能的缺陷进行预测并制定预防措施，但实际上，立法机关不可能这样做，否则根本制定不了任何法律。

从立法机构的规模来看，立法机构规模越大，越具有代表性和民主性，但效率也越低，而规模太小、效率高却又缺乏民主性。（3）立法者的消极懈怠造成了特定的损害。

[28]笔者认为，国家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权法上认定不作为的前提是存在特定义务，但立法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与普通侵权法不同。

关于立法过失，国内基本没人进行研究，更没有形成比较深入的看法。如果把法律看作需要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立法不作为则表明了公共物品的供不应求。